本文由镜相 X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合作出品，入选高校激励项目“小行星计划”。采写 / 刘蕾岑
指导老师 / 庄永志
编者按：2023年7月5日晚，歌手李玟因抑郁症轻生离世的消息令不少人感到痛心。网络上一片哗然，大家难以接受像太阳一样在舞台上发光、温暖粉丝的偶像，也有难以消化的忧伤。其实，抑郁症作为最常见的精神疾病，离我们的距离并不遥远。据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显示，我国有将近9500万抑郁症患者，而50%的抑郁症患者是学生。抑郁症患者并不是社会的另类，他们生病的原因、感受以及努力自救的过程值得每个人关注。下文讲述的是一位来自985高校心理学专业的抑郁症患者，曾经的她每天的生活围绕吃饭睡觉、学习做题、考试排名连轴转，可考了年级第一之后，她开始问自己：辛苦和努力到底有没有意义？于是，她将意义感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，这是她和抑郁症斗争的故事，也是她坚持意义研究、探索人生意义的故事。
2023年2月10日，时隔半年再见沈琪，她的皮肤白了不少，大嗓门笑称休学后“天天摆烂在家，胖了好几斤！”半年间，沈琪因身体原因辞掉了高强度的实习，又发现自己的研究方向“基础心理学”并不适合找新工作，于是她自学编程，考了教资，“实在不行，就去高中当心理健康老师”。没有科研压力，沈琪自称现在每天能睡满8小时，已在逐步减药。距离复学还剩九个月，虽担心旧症复发，她还是准备重拾落灰一年半的心理学文献，再次面对“意义感”的课题。2022年3月，南京市部分区域提高疫情风险等级，随即学校管控彻底扰乱了沈琪的看病日程。她有抑郁症，还有鼻炎，治疗刻不容缓。4月，为方便治疗，她从校内宿舍搬到学校对面的小区。在新租的占地15平米的立方体里，一张双人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，一台小茶几，放有调酒用的吧勺和一瓶梅酒。阳台的晾衣杆上，飘着一对洗净的白色衬衫。沈琪是1998年生人，来自冬天被严寒和海风夹击的秦皇岛，平常戴副625度的酒瓶底，走路一跳一跳，带点模特步的范儿。她是Z大2020级心理学系的直博生，毕业论文和研究方向都与困扰她的“意义感”有关。她曾向导师发誓，2022年11月，一定参加博士中期考核，争取拿到优秀评级。这需要她高效率地看完75到100篇文献。由于经常失眠、乏力，她并没看几篇需要正襟危坐、圈点勾画的学术论文。反倒是抱着Kindle把冯友兰的《活出人生的意义》、弗兰克尔的《活出生命的意义》和日本推理动漫《名侦探柯南》看完了。
从流水线生产到火山喷发
说起那些让她感到无意义的阶段，沈琪一边大笑，一边掰手指头清算：“初中是枯燥流水线生产，高中是岩浆剧烈涌动，本科是火山连续喷发，直博直接是宇宙大爆炸。”“流水线生产”期间，为了备战中考，沈琪每天的生活就是围绕吃饭睡觉、学习做题、考试排名连轴转，从早上6点一直到深夜11点。她考了年级第一，同时也发现，自己过去热衷的游戏变得索然无味。偶尔想笑一笑，不知该开心什么。那时她还不知道“无意义感”这个词，也不懂得用心理学术语“快感缺失”（Anhedonia）来描述自己的状态，更不曾想到这可能是“抑郁症”的前兆。岩浆是在衡水第一中学剧烈涌动的。高考作为一种终极意义，被细化成一个个落实到天的小目标，压力和热血，冰火两重天。为给学习腾出时间，身边的同学省去了睡前换睡衣的环节，直接穿着背面印有“追求卓越”的校服入睡。沈琪身体弱，经常心慌头疼拉肚子，有时捎上习题册跑校医院，喝上两支葡萄糖，猛吸40分钟氧，一边忙不迭地做题。“这道题首先划去绝对项，用排除法排除A和D，剩下的再看遍材料，关键词圈一下，这块勾出来，好的，选C。”机械化的思维套路让她有些麻木，有时她累得想哭，但比起停下来细想为何要反复练早已熟知的知识点，她还是想先完成眼前这份会影响成绩排名的答题卡。老师说，高考是人生辉煌的跳板，高考成功的人是光鲜亮丽的“人上人”。高中三年来，她一直靠老师的话鞭策自己，但所谓“辉煌”、“人上人”只是脑海中一团意义不明的虚影。2016年，沈琪考入Z大社会学院，在同为Z大2016级心理系、后来在牛津大学读硕的冯悦的印象里，沈琪是那种“课前争当课代表，上课始终第一排”的优等生。那年11月，北大心理学副教授徐凯文发表《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》的演讲，一时轰动。演讲说：在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导向下，中国大学生患有类似抑郁症的“空心病”，不知学习是为了什么。他引用了钱理群教授关于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的论断，谈了“教育商品化”的问题。大一下学期，Z大的新生还未分流，在课程《心理学概论》的最后一课，老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是“意义焦虑”，研究年轻人“担心人生没有意义，因此十分焦虑”的现象。沈琪听着有些入迷：这时的她终于有时间，也有科学手段去质疑——自己长时间来的辛苦和努力，到底有没有意义？但她不曾料到，在确定将“意义感”作为本科毕业的研究方向前，她先撞上了抑郁症。从大三下学期做学年论文到直博做课题，这三年，是沈琪和抑郁症斗争的三年，也是她坚持意义研究、探索人生意义的三年。
抑郁症来了
自初中起，争吵不断的家便是沈琪排斥的地方，到了大学，家依然时不时刺激她血压升高：秦皇岛，亲戚聚会。那时沈琪的男友还没念博士，亲戚们认为他配不上保研直博的她，劝她“嫁一个出身大城市的官二代”。沈妈会将沈琪在初中、高中的所有成就，一一列在一张A4纸上，携着一脸不情愿的沈琪前往各桌，高声朗读纸上的荣耀。她会用“地狱”形容自己的家庭，也会在每次和家里吵架时首先反思是不是自己不孝顺、没人情味。大一，她时时因为家庭矛盾而失眠，开始尝试通过专业的正念冥想法入睡。正念冥想要求人静下心，调整呼吸、集中精力，可她越是铆足劲强迫自己入睡，越是焦躁难安。大二，她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换。伯克利的教学不仅让她认识到“有的人天生就在其他人奔赴的罗马”，也让她发现，很多在实验室验证成功的疗法，真正运用到实际生活，能够发挥的效力接近于零。实验室会控制变量，但生活中，身心疾病、阶级、阅历、性格、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，影响着个体的治疗程度。这意味着，心灵意义上的疗愈没有可复制的范本，每一个个体对抗精神疾病的故事，都是现在进行时的生命实验。大三下学期是Z大心理学系压力最重的一个学期，学年论文、升学压力全都压在这一段。上野千鹤子在东京大学入学式的致辞在国内走红，“你们应该都是抱着努力就有回报的信念来到这里，可是等待你们的，是一个努力也未必有回报的社会。”这句话在沈琪的心里砸出一圈圈涟漪。不久，沈琪的手里多了一张显示中度抑郁状态的诊断单，她还记得确诊时，医生“嘶”的一声：我第一眼看你，感觉挺开朗的呀？确诊后的那段日子，失眠的不仅是沈琪。男友是大她一级的河北老乡，名字里带一个“鹤”字，沈琪喜欢叫他鹤先生。2016年，鹤先生带领同乡的大一新生熟悉Z大，人群中一眼看见开朗自信的沈琪，恍惚间一见如故。得知女友确诊后，鹤先生辗转反侧，第一次意识到爱情不止甜蜜。2019年秋天，沈琪进入大四，已获得直博心理系的资格。她享受阅读文献、摄取知识和自由思考的过程，年级第一的成绩也让她期待做出一番漂亮的研究成果。她进入Z大社会学院教授王飞的课题组，导师研究年轻人的“无意义感”。沈琪也选择“自我控制与意义感”方向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主题，研究自律为何会给人带来意义感。如果翻看沈琪的QQ空间，她毕业论文写作过程的赛博剪影是这样的：10月18日 图书馆 知道自己最近精神不好，特地选了短小精悍的论文进行阅读。结果对电脑屏幕发了两小时呆，于是去操场上狂跑5公里发泄。11月26日 宿舍 做噩梦，梦见自己浑身扭曲，怎么呐喊也发不出声音。引用曼玫《抑郁生花》的句子，“我不想再害怕你、抗拒你、逃避你、消灭你。”12月5日 教室 前夜睡眠差影响记忆，下午两点和导师讨论学术，居然把一篇文献的研究结论完全记反了。但吃安眠药会让第二天头疼。3月25日 因疫情隔离原因 居家 早上六点自然醒，起床这会儿总算没头疼了——昨天一天基本没学习，我以为今天的状态缓过来了。结果才看了半个多小时的论文，我又偏头疼，颈椎也疼。这是条件反射吗？！时间来到2020年6月，沈琪即将本科毕业，17号这天，Z大2016级心理学系12个学生在食堂将三张四人桌拼成一个长桌，当作毕业聚餐。沈琪聊到自己在吃抗抑郁药，坐她右边的冯悦为了安慰她，搭了一嘴：“其实我已经吃了半年的弗洛西汀和喹硫平”。还有位童姓男生透露，一天吃三片富马酸喹硫平。患了抑郁的同学知道，他的抑郁症已经非常严重。这位童同学本是天文系的，但因为总来旁听心理系的课，也被算作心理系人。童同学曾向冯悦坦言心理疾病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学习，放眼四周，一些挂科的同学其实也是如此。于是他邀请冯悦一起向学校学生代表大会提交提案，呼吁加强对学校心理治疗的重视，但最后由于繁忙，提案无疾而终。
作为直博生，我似乎不喜欢搞研究
凌晨，宿舍，安眠药依然不管用，沈琪听信某公众号声称蓝莓的花青素可能有抗抑郁功效，于是花费一百多元购买蓝莓提取物，辅以收听冥想APP，但仍无法入眠。她当然知道保健品无法医治疾病，还是试了——这是心理专业的她干过的最离谱的事。不是没有尝试过心理咨询。接受咨询师干预时，她会不由自主地识别咨询师此时向她使用的治疗策略：同感、矛盾性提问、自我披露、与来访者建立长期的情感联系......沉浸感全无。曾有位咨询师过多输出观点，她则在心里默默回忆课程内容：心理咨询师应该注重使用倾听疗法，而不是“三分听七分说”。她一直在等候“减药”的时机，如果某天状态不错，临睡前有点困意，晚上就会少吃半片安眠药。减药一旦失败，病情便会恶化，会比现在任何一刻还难熬。但她在意的是“我在吃药，说明我这个人是不正常的，是精神残疾。”代替药的是烈酒。在放任自己一口气闷了四两40度的波本威士忌后，她糊里糊涂地用香熏蜡烛将手中用来调酒的壶烧了个洞，清醒后当作笑话讲给别人听。波本威士忌，加柠檬或不加柠檬，加气泡水或加白开，按1：1和1：2.5兑，都是不同的口味，若是兑上红石榴糖浆，会变幻出渐变色。沈琪仰头干完一杯梅酒，麻溜地从床头柜里掏出护肝片，抠一片扔嘴里：“酒喝太多了，需要护肝。”和着水一骨碌咽下去。酒不比药管用，但酒让她觉得，自己不是一个“需要依靠药物入睡的病人”。由于直博需要上研一、研二、博士的课程，她的博一课表很满，还好周末跳拉丁舞可以将她暂时拽离现实。舞步踩上音乐节拍，她伸出手，是全班最柔缓的姿态。向朋友介绍拉丁舞步和模特一字步的区别时，她会在嘈杂街区旁若无人地轻轻跃起。至于研究——只要状态不错，学习都是她的优先项。可她一看文献，看一句忘一句，没两小时就犯困、胸闷。严重时呼吸急促，手不自觉地微微发抖，需要躺床上歇好一会儿。她分不清，如今做研究的低迷状态，是受抑郁症的生理影响多一些，还是根本就是因为自己不是搞科研的料。有时她回望，忍不住揣测也许自己更适合曾经反感的应试学习模式：每天完成被安排的任务，每件事都有标准答案。相形之下，研究生之路则空洞而遥远，大多数是“几年之后要发一篇文章”式的一声令下，往后每一步都要自主探索和设计。社会学院的书记劝她，“学习”是向内输入、学习知识的过程，而“研究”是向外输出、生产知识，你在本科阶段喜欢学习，并不代表你适合做研究。导师也常问她，你是不是潜意识里并不想读博，只是迫于家里的升学压力，已经将家人对你的学业期待内化了。学不进去的大部分时间托付给了励志动漫，主题关乎梦想、斗志与羁绊。有时她深受剧情鼓舞，有时又黯然伤神。看动漫就像去做了一场心理咨询，咨询结束后的即刻感到疗愈和动力奋发，可回到现实，再次面对一地鸡毛仍束手无策。我到底是谁？我喜欢什么？我有拼尽全力也想达成的目标吗？我有赌上自尊的事业吗？挥之不去的问号。2021年8月，南京疫情反扑，城市情绪低落。医生新开的处方要求她每天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，最好有半天能室外活动。可当时拉丁舞课程正因疫情停课，户外运动更是难以开展；作为一名直博生，在书桌前久坐是基本。这种反差让她觉得荒谬。被迫在宿舍隔离的日子，每天盯着确诊数据上爬，睡醒一刷手机就是有关新冠疫情的通告与新闻，她没来由地感到不安全。“没有意义”的感觉，又一次渗入了生活的缝隙。12月，沈琪的博导邀请她参与课题项目“大学生无意义感的内容及其形成”。她的任务是把学界有关的经典文献阅读、整理一遍。然而没多久就读不下去了。沈琪和鹤先生的双方父母见面了，沈妈要求女儿在家乡办正式婚礼，因为如果只办订婚宴的话，“没啥亲戚来，来了也不咋给钱”。那晚，沈琪多吃了两片安眠药，她很伤心，自己的终身大事“被爸妈当作回钱的工具” 。状态又掉了，经常是当房间地板上明亮的方格子轮转成忽明忽暗的夜色，她才从床上爬起来，陪鹤先生吃当天第一顿饭。直到2022年3月初忙完结婚，整顿好心情，她才开始认真思考该如何准备11月的研究生中期考核。想在中期考核拿优秀，不仅要求博士生交出一个完整的实验方案，最好还做出一个证明方案没有硬伤的阶段性成果。可是，心理学研究的过程与结果具有不确定性，容易投入多但最终难以对数据进行合理的解释，这在沈琪看来如同白干：“不应该讨一个结果吗？”她的本科论文就遇到数据难以处理的瓶颈，到了博一，她仍在反思该如何解释那些数据。沈琪本科论文的假设是，人们在努力的过程中更有意义感，就算目标没实现，人也会感到很快乐。经过反思，她发现自己对学术名词“Procedure”的理解出现了偏差，误将其翻译成“纯粹的过程”。实际上那篇外文文献对此的释义是：“Procedure并不是纯过程，而是每一步都能看见目标进展的‘阶段性结果’。”这个逻辑是，人无法从纯粹的过程中获得快乐，如果在过程中没有一点结果实现的话，人还是开心不起来。博士期间，她总在阅读文献时琢磨论文里提到的理论、方法等是否可以用作于自己的论文研究，本科期间那种不为研究结果而读文献，纯粹求知、自由思考的享受感逐渐不复存在。更为现实的问题是，她的研究方向“意义感”并非学界主流。即使她确实是适合做研究的人，这个方向未必容易发文章，未来就业也难。天平的另一端，她已经24岁，理想生育年龄仅剩6年，对她而言，这意味着自己需要在6年时间里顺利毕业并找到稳定工作。这一串焦虑的因果缠成她绕不清爽的线团，又像是在走钢丝，偶然发现自己可能并不适合脚下的赛道，却又不敢退回重来。
鼻腔手术
2022年4月初，柳絮纷飞的春末，沈琪的慢性鼻炎复发，但这一次比往年更严重。从单纯鼻塞到偏头痛到整个头都痛，从微微钝痛到尖锐的跳痛，变成下楼梯颠一下都会痛，再到炸裂般的长时间头痛。早晚气温较低时，鼻子堵塞，在快要窒息时，她感觉死神在身侧一闪而过。考虑到疫情期间外出学校看病要走诸多流程，她和鹤先生搬至学校对面的小区租房。鼻腔镜的检查结果显示，沈琪偏曲的鼻中隔与鼻甲挤压在了一块。手术通知单赶着4月的尾巴来了。术后清醒过来，疼痛从咽鼓管区域逐渐蔓延到耳朵，连吞咽唾沫都费劲。一般止痛泵的流量开到5档，她要求开到8档。止痛泵停后，护士几分钟内没现身，她不顾鹤先生的阻拦，一边哭一边拍好几次呼叫铃。换泵时，护士说，之前有个20岁出头的男生，在术后嚎了一晚上。第三天凌晨清醒，她猛然想起，整整两天，自己常吃的抗抑郁药、抗焦虑药都没有吃。她很心慌，鹤先生也醒了，护士让她吸了氧。凌晨两三点，濒死感达到顶点。她斜躺在床上，双手抓住鹤先生的手放在胸口。在鹤先生看来，她的眼睛一半睁开，像在做梦，嘴里嘟囔像说梦话。而她当时的感觉，正陷在一种说不出的难受，既不是疼，也不是痒，像缺氧。整个人轻飘飘的，灵魂似乎正在逐渐离开身体。她把手举起来：我有没有在发抖？鹤先生急忙按铃唤人，医护人员匆忙的脚步声渐近，他在她耳边一遍遍重复“没事的”。四周声音渐弱，世界摇摇晃晃，力气从指尖流出，沈琪失去了意识。2022年5月1日清晨，沈琪从术后痛感中苏醒，护士拔掉鼻腔海绵的一瞬间非常疼。鹤先生告诉她，前一晚的她，神志不清地交代后事，说她有哪些财产在哪儿，说他离开她的时候要带上些什么。鹤先生调侃她：“你说这么多，却没把银行卡密码说出来。”熬过了“生不如死的术后恢复期”，为庆祝健康和自由，她穿着病号服在医院四处游荡，又在日记《病痛、濒死感与未来一年的选择》中写道：“憧憬痊愈后的美好生活，是支撑我挺过术后恢复期的强大精神动力，但是，这是很认真的思考，不是单单为了麻痹自己。我经受了这种痛苦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之后继续回到大学，继续抑郁焦虑没有动力，不知道该做什么研究吗？显然不是。如果我的人生真的戛然而止，我回顾这24年的人生会后悔什么，是没有读完博士吗？显然不是。”初中，尤其是高中以来，她被灌输的价值观是，要努力学习，实现阶级跃升。心理学的自我决定理论（Self-Determination Theory）将人做事的动机分为外部和内部两类，从外部动机向内部转变有四个阶段：第一阶段是如果不做此事，担心受到惩罚；第二阶段是如果不做此事，会感到愧疚和后悔；第三阶段是一种认同感；最高级的是同一感，即感到所做之事理应是我的一部分。“我很好学，但从衡水一中到Z大985本科，我努力读书的动机都是处于第二阶段。”高考已过去6年，时间的卷尺一天天舒展开，她无数次站在高光底下，但也一直啃食着抑郁症长出的恶果。这一次，她想把从小到大，为了“追求卓越”“成为优等生”这些目标而错失的机会，都补回来。她决定休学一年。
逃避可耻但有用
学心理学这些年，沈琪越来越能理解爸妈，越来越疲于和他们争辩。她认同一个观点，人在加工信息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“父母的爱不可能是无私的。我不敢说他们不爱我，但比起爱我，他们更爱自己，更爱自己的面子。”面对爸妈下达的要求，她学着优先考虑自己的感受，“他们用爱的名义对我造成伤害，我就是不舒服，也许没有必要太自责”。至于理解自己：沈琪看过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德勒的《自卑与超越》，书中提到，人天生会有一种不足感，终其一生，人都在试图超越这种自卑。在从本科到博士的心理学研究实践中，她逐渐发觉，屡次失灵的正念冥想法，其核心要义并不是形式和仪式，而在于对周围的觉察和对自我的无条件接纳，“了解自己对于‘烦’是如何具体化的、如何去拆解和描述此刻正困扰我的烦躁，然后接纳自己睡不着、学不好”。刚确诊中度抑郁症那会儿，医生说这个病不太好治，心理学这个专业让沈琪觉得自己很可能属于好治的那一批，但她不是。后来，她又了解，80%的抑郁症患者会不断复发。她自认为性格开朗，又在努力改善病情，有望成为那痊愈的20%。“事实证明，其实我就是那治不好的80%。”沈琪歪一歪头，嘴角向下一撇，顺手将手边玻璃杯里仅剩的柠檬水一气喝光——鹤先生将她的烈酒藏了起来。休学后，她新找了一份实习，想试试学术外的工作，2022年7月底早上9点到岗。“逃避虽可耻但有用。可我又不觉得我这是逃避。”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本文沈琪、冯悦、王飞、童同学皆为化名，照片均由沈琪提供）实习生 / 方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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